在中国世界史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期间，我学院2007级世界史研究生宫晓晨同学有幸采访到了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宫晓晨同学围绕着美国城市市政管理、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对王教授进行了专访，王教授作为国内研究美国城市史的专家，对所提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史的研究有着比较好的借鉴作用，现将采访稿整理如下：

宫晓晨：王旭教授，您是美国城市史方面的专家，在此请教您几个问题。美国作为一个联邦体制的国家，其地方的自治性相当强，在市政管理方式上，许多城市独创了他们的管理体制，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城市的独创性，我们中国的城市管理能否借鉴呢？

王旭教授：这个问题很好，美国的确是一个地方能够高度自治的国家，州政府授予城市自治宪章，从而使市政府获得一定的独立自治地位。确切地说，美国的城市政府不是一个政治单位，甚至不是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法人单位或者经济单位，是类似于企业的经济实体，因此美国的市政管理模式才能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创性。这种体制的好处还在于，美国的城市与乡镇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城乡的二元对立，进而避免了城乡地位不平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宫晓晨：王旭教授，我们一般人对于美国城市并没有太大印象，只是在影视作品中有所了解，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美国许多大城市，在高度繁华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贫穷人家居住的简陋房屋，俗称“贫民窟”，这就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国家在今天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借鉴美国经验教训，如何能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出现“贫民窟”呢？

王旭教授：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其实，“贫民窟”是各国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当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开始从20%向60%的城市人口比例迈进时，便进入到快速急进的城市化大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在加上城市新生人口，人们的住房问题便难以解决，于是一些简易的、破旧的房屋便会被搭建利用起来，并逐渐形成群落，构成了“贫民窟”。我国由于实行了廉租房等措施，对此处理得较好，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国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便在城中建立起自己的简易住房，构成了“城中村”这种特有现象。其实，这也是贫民窟的一种形式。

应当说，“贫民窟”的问题是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性质而避免。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并及早预防，提出应对措施，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贫民窟”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300万人口进入城市，这种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就业、住房等一些系列问题便会十分突出。尽管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并没有现成的例子来照搬，但我们还是能从对国外的城市史研究中吸取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

宫晓晨：谢谢王旭教授对以上问题的解答。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是近年来我们山东也在打造各种城市群、城市带，山东半岛都市群建设计划出台后，这一方面令人感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有些人感到担忧，就是在目前我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这种引进西方的建设大都市群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我们的省情、国情？

王旭教授：这是一个与我们大家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山东的半岛都市群一定要纳入全国范围来考察，一定要在具体的性质、规模上做好明确的定位；各个城市也要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经济实力及比较优势等进行建设，不要千篇一律的都搞成商业大都市，劳民伤财还不一定有多少效益。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城市群的概念本身并不确切，容易让人误解，导致单纯的把城市扩大，这并不是城市化的良性发展道路。我们在提到建设城市群、都市群的同时，一定要同时强调发展城市周边地区、强调发展周边农村的重要性。要注意城市对周边乡镇的带动、互动作用，这样才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而非单纯的建设城市，单纯的注重几个大城市的建设与联系，进而忘记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促进作用。正像今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农村的重视，我们地方政府也决不能忽视农村的发展。

美国在它高度城市化后，出现了许多住房、交通、犯罪等社会问题，被称为“城市病”，导致了许多地区又有了郊区化、小城镇化的逆向过程，对此，我们也应当引以为鉴。

王旭，1953年生，1990年获历史学博士，1993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历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美国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多部专著和译著，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多家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多次赴欧美和大洋洲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两度获得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基金。